郁达夫，郁达夫讲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不是一个战士，只是一个作家。”想不到，他的这句肺腑之言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引发轩然大波，惹得那些只打算努力做战士、不打算认真做作家的左氏少壮派勃然大怒，他们毫不留情，一脚将这位“反动老朽”踢出“左联”。

    1933年，郁达夫决意离开上海这片是非之地，搬到杭州居住。郁郎锐气磨灭殆尽，他开始求田问舍，搬迁书籍三万多册，打算在西湖的清风朗月下终老此身。他拿出全部积蓄，另外还从一位富阳籍丁姓女弟子处筹得一笔款项，合计一万五六千元，在杭州城东大学路场官弄购入一亩一分四厘地，建成风雨茅庐，请马君武题写匾额。然而茅庐建成之后，只见女主人的笑容若隐若现，不见男主人的身影时进时出。在四十岁前两天（1935年12月26日），郁达夫写了《和赵文龙》诗二首，第一首绝句是：“卜筑东门事偶然，种瓜敢咏应龙篇？但求饭饱牛衣暖，苟活人间再十年。”末二句可谓诗谶，郁达夫自此以往，果然只活够了十年。

    在上海时，郁达夫、王映霞交往的基本上都是文人、画家、教授和学生，他们举家迁至杭州后，则与杭州市长周象贤等官场人物交往甚密，郁达夫来钱更容易了，名士派头也更足了，牢骚大减，怨言大减，文气也大减；王映霞则结交了一些官太太，受到她们的影响，开始看重物质享受，她认识许绍棣，接受其殷勤，更是埋下破家的伏笔。

　　1936年2月上旬，元宵节前三天，郁达夫离开杭州，前往福州，意在“游五夷太姥，饱采南天景物”，还抱着热切参政的念头。郁达夫早年考外交官被黜，一直耿耿于怀，走仕途乃是他的一个未了心愿。经葛敬恩介绍，郁达夫结识了福建省主席陈仪。陈仪急于找到一位特殊人才：他必须精通日语，有声望有地位，足以应付蜂涌而至的日本政客、军人、特务、浪人。郁达夫再合适不过。郁达夫名士习气重，疏狂任性，不胜公务之烦，都没关系，他的实职是公报室主任，月薪二百元，对外则宣称是省参议，月薪三百元。王映霞一度想去福建陪伴郁达夫，他生怕自己好不容易重新获得的“单身汉”的自由生活遭到干涉，或是别的什么缘故，一再阻止王映霞成行，弄得她起了疑心。1936年3月7日，郁达夫在日记中没头没脑没肝没肺地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自前天到今天，为霞即欲来闽一信，平空损失五十多元。女子太能干，有时也会成祸水。”  1937年春，王映霞还是去了福州，夫妻感情稍有修复，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芦沟桥事变”，国难当头，无数家庭随之破碎，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也未能幸免于难。

    为逃避战火，王映霞偕同老母亲和三个儿子辗转于富阳和丽水两地，当时浙江省政府的民、财、建、教四厅都已搬到丽水县城，条件比富阳要好许多，王映霞得财政厅长程远帆的援助，住进省政府临时宿舍。这样一来，她自然就与住在楼上的教育厅长许绍棣朝夕相见。许有三个女儿，王有三个儿子，年龄相当，常常玩在一起。许绍棣年轻时留学日本，与郁达夫既有乡谊，也有交情，他为人风趣，生性温和，颇能识情揣意，王映霞尝够了郁达夫疏狂任性的苦滋味，更觉许绍棣是做夫君的上等材料。小孩玩成一堆，大人也粘在一处，一个是鳏夫，一个是怨妇，一个是官场干员，一个是名士美眷，流言立刻插上翅膀，四处嗡鸣。

    当初，鲁迅并不赞成郁达夫移家杭州，所以写了上面那首诗送给王映霞。郁达夫后来在《忆鲁迅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因不听他的忠告，终于搬到杭州去了，结果竟是不出他所料，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。”与其说鲁迅有先见之明，还不如说郁达夫在感情方面逆水行舟，却不思进取，迟早会要出事，无论他移家杭州，还是移家别处，结果都一样。

三

寒风阵阵雨潇潇，千里行人去路遥。

不是有家归未得，鸣鸠已占凤凰巢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福州天王庙中的签诗

    1937年底，战祸孔亟，生命惟危，许多人愈加迷信神佛的开示，郁达夫在福州天王庙抽得这样一支下下签（签诗应该是经过了郁达夫的润色，或是再创作，否则不可能用典如此贴切，也不可能被郁达夫收入《毁家诗纪》），他该是何等感慨而又感愤！他本就是自卑的，不放心王映霞与外界多接触，害怕她接触之后，就会看轻他头上仅有的那两道“才子”、“文学家”的光环，而她的势利眼和虚荣心将全面占据上风。然而，在战争年代，流离颠沛无可避免，在杭州虽有风雨茅庐，王映霞却无法安身，她被迫单独接触社会，接触许绍棣，她此时此际的心思已然不是郁达夫的双手可以遮捂得了。郁达夫读完签诗，那句“鸣鸠已占凤凰巢”太刺眼了，不由得心烦意乱。他风闻一些流言，说是许绍棣“新借得一位漂亮夫人”，女方会是谁呢？会不会是王映霞？他简直不敢想下去。

    事情很快就穿了帮，郁达夫回到丽水，在家中发现许绍棣的信件，终于忍不住大发雷霆。他的精神受到强刺激，已无理性可言，王映霞既然红杏出墙，该吵架就吵架，该离婚就离婚，又何必将家丑暴露无遗？“纵齐倾钱塘湖水，奇羞难洗”，太夸张了。当年他追求王映霞时，妻子孙荃正呻吟于产褥之上，他又何尝设想过孙荃的精神苦况？这就是他自私的地方，不公平的地方，只准许自己自由寻找爱情，不准许王映霞也去自由寻找爱情，只许自己动别人的奶酪，不许别人碰自己的奶酪，在郁达夫则是浪漫，在王映霞则是浪荡，完全是双重标准，双重评价。他在《贺新郎》一词的注释中说：“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，他奸淫了我的妻子，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，并且大难当前，这些个人小事，亦只能暂时搁起，要紧的，还是为我们的民族复仇！”这简直就是荒腔野板的胡诌，且不说许绍棣对王映霞并非“奸淫”，家丑与国仇也根本扯不到一块儿，女人红杏出墙的事何日无之，何年无之？并非只有抗战时期才有这种“丑闻”发生，将二者强相牵扯实为荒谬。此外，他还将王映霞委身许绍棣归咎于她贪慕富贵，更失公允。他说：“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，他的倾倒于许君，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故。”这一推论未免失之简单，王映霞真要是贪慕富贵，当初她怎么可能看中郁达夫这样病病歪歪的文人？她资本最雄厚的时候尚且不贪慕富贵，岂有资本消蚀将空时再去贪慕富贵的道理？何况郁达夫此时也在官场打拚，也有个省参政的荣衔，已不是纯粹的文人。他还说：“姬企慕官职，以厅长为最大荣名，对人自称为厅长夫人，予以取乐。”这就是把玩笑当真，既缺乏幽默感，又显得鸡肠鸭肚。王映霞曾在1938年10月18日致郁达夫的书信中表明她的愿望——“作一个很贤惠、很能干的大家庭中的媳妇，让翁姑喜欢，（在）丈夫宠爱的和平空气中以终其身”，你可以讥笑她胸无大志，但你绝对不能唾骂她俗不可耐。郁达夫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昔年赞之为天仙，今朝贬之为俗妇，处处走极端，我们该相信他哪一句？

    1938年，郁达夫自暴家丑，许绍棣深知人言可畏，还哪敢顶风作案，谋娶王映霞为妻？他终究还是有些本事的，并非完全为了遮人耳目，他娶了徐悲鸿的情人孙多慈为妻，彻底从这桩丑闻中拔身而出，洗刷得一干二净。他只是玩一回心跳，枕边的誓言到底靠不住，苦了的只有王映霞，他与许绍棣挥泪而别，还得跟着郁达夫踏上颠沛之途，前往武汉。郁达夫感到极为耻辱，心气总不能平，就这样，他与王映霞的争吵再次升级，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住到朋友曹律师夫妇家。郁达夫慌了神，以往都是他玩出走游戏，这回却更换了主角，他又气又恼，丧失了残余的那点理智，竟然老虎吃砒霜，自己害自己，去《大公报》上刊登侮辱性质的《启事》，向外界暴露家庭生活的负面：

王映霞女士鉴：

    乱世男女离合，本属寻常。汝与某君之关系，及搬去之细软、衣饰、现银、款项、契据等，都不成问题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，乞告以住址。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郁达夫启

    郁达夫精神狂躁，他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又影印了许绍棣的三封“情书”，声称这是“打官司的凭证”，还请郭沫若等人前来勘察“现场”，要他们看一看王映霞“卷逃”后的痕迹，甚至致电浙江军政府，吁请查找王映霞的下落。一时间，舆论哗然，流言四起。郁达夫从曹律师那儿得知王映霞的行止后，又急不可待地接她回家，王映霞自然不依。结果是，郁达夫乖乖认错，同意在《大公报》上再登一则《道歉启事》，稿子是王映霞起草的：

   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，语言不合，致逼走妻映霞女士，并登报招寻。启事中曾误指女士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，事后寻思，复经朋友解说，始知全出于误会。兹特登报声明，并致歉意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此致

    映霞女士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郁达夫启

    这简直就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。郁达夫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，自己也没讨到一个好，最终两败俱伤。事后，他们又重新订下了“让过去埋入坟墓，从今后各自改过，各自奋发，更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”的誓约。郭沫若居中调解，亦认定错在郁达夫，这场风波纯粹是他的自卑心理暗中作祟所致。

1938年深秋，武汉岌岌可危，郁达夫听从易顺鼎之子易君左的建议，举家迁至湖南汉寿。在汉寿安家后不久，正徘徊歧路的郁达夫接到陈仪之邀，再次赴闽，决心为国牺牲一切。王映霞与老母幼子则暂时滞留在汉寿。

    郁达夫千不该万不该在王映霞怨怒未消之际，又误信流言，说是许绍棣当初送给王映霞三十七万余元港币。王映霞怄得手足冰凉，她在回信中写道：“这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存折，于我们死后，都留在这里转赠你，让你再去买一个有这样身价的女子，因为你是喜欢有价钱的女人的。我始终未要你一个钱，这似乎亦是你怕我会收别人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原因。”郁达夫在战乱时期采取撒手主义，任由妻儿处在缺钱缺粮缺安全感的苦况中，却还要纠缠“第三者”旧事，往妻子的伤口抹盐，这种做法，不仅不智，而且不仁。王映霞忍受着锥心之痛，终于写下悲愤的感慨：“假如我有女儿，则一定三世都不给她与不治生产的文人结婚！自己是一切都完了，壮志雄心尽付东流江水，我对你的希望与苦心，只有天晓得！”她原本也主张，在婚姻触礁时，“大家把一切的气愤全都丢弃了，来计划计划以后的家计”，但郁达夫心不在焉。

    纯性情的浪漫文人精神上极容易陷入感伤境地，变得神经质，极端者还会具有歇斯底里的倾向，他们并不适应家庭生活，郁达夫将夫妻感情弄得一团糟，势必如此。所幸他不曾像卢梭那样弃子，也不曾像徐渭那样杀妻，总而言之还算是中庸的。“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”，这是郁达夫的名句，然而他只能做到醉酒使气，却做不到怜香惜玉。

四

急管繁弦唱渭城，愁如大海酒边生。

歌翻桃叶临官渡，曲比红儿忆小名。

君去我来他日讼，天荒地老此时情。

禅心已似冬枯木，忍再拖泥带水行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《毁家诗纪·十五》

    1938年冬，郁达夫受《星洲日报》聘请，离开福州，投荒南下，前往新加坡。此前，王映霞前来与他会合，途经长沙时，正巧赶上“文夕大火”，行李、照片、书信和《版权赠与书》都付之一炬。换一个相对安全相对陌生的环境，本来对他们修复感情不无好处，可是郁达夫却在这节骨眼上再次犯晕。当时，香港《大风旬刊》主编陆丹林向郁达夫约稿，他很快就收到了郁达夫寄来的二十首加添注释的旧体诗词，总题为《毁家诗纪》。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名人丑闻，而且是一堆令人难以启齿的“珍闻”，最能满足“扒粪族”的特殊爱好，其中一条尤为刺眼：郁达夫、王映霞二人在金华重逢时，王映霞以刚来月假为由拒绝与郁达夫行房，两天后却与许绍棣驰车夜奔碧湖。陆丹林如获至宝。他本可弭患于无形，婉言规劝郁达夫慎重此事，但他把朋友之间的道义撇在一旁，全然不顾忌这组诗词一旦发出有可能使郁达夫妻离子散的可怕后果。1939年3月5日，第三十期《大风旬刊》出刊，果然洛阳纸贵，万人争诵，连印四版，轰动海内外。王映霞在新加坡读到这二十首“家丑”全纪录的诗词，真是如雷轰顶，怒不可遏，两人早就讲好了不再互揭伤痂，郁达夫背地里却又弄出这些诗词，弄出也罢，他还要拿去刊物上发表，将家丑大白于天下，将谴责公告于世人！王映霞认为，郁达夫出此昏招，与当初在《大公报》上登载启事性质已经不同，那一回他可能是一时冲动，这一次则显然早有预谋。王映霞彻底寒心，作为应对，她写了《一封长信的开始》和《请看事实》两文，想要漂白真相，可是收效甚微。在《一封长信的开始》中，王映霞甚至发誓离婚之后不再嫁人：“实在说，又有谁逃出了棺材，而再爬进另一口棺材里去的？对于婚姻，对于女子的嫁人，那中间辛酸的滋味，我尝够了，我看得比大炮炸弹还来得害怕。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：我的一生，是决不致再发生那第二次的痛苦的了。”经此变故，覆水难收，他们终于以“协议离婚”的方式分道扬镳，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至此凄然收场。

    郁达夫与郭沫若交情至深，可谓患难兄弟，他们曾自称为“孤竹君之二子”。郭沫若肯定不会厚诬自己的铁哥们，他在《论郁达夫》一文中曾谈及《毁家诗纪》这一组诗词，他的看法并不离谱：“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，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，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。自我暴露，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……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，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。公平的说，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。暴露自己是可以的，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的爱人？而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，或许可无问题，然而不是，故所以他的问题就弄得不可收拾了。”莫非暴露得越彻底，就越能解气消愁泄恨，摆脱心中的烦苦？浪漫文人都向卢梭看齐，那一部《忏悔录》已成为他们的《圣经》。可是自暴隐私还得视国情差异而有所不同，各民族的道德承载力有大有小，评判眼光有高有低，在法国，大文人怎样暴露都会招来喝彩声，在中国，这把双刃剑还是束之高阁为妙。

    郭沫若在《郁达夫论》中还写道：“（达夫）爱喝酒，爱吸香烟，生活没有秩序，愈不得志，愈想伪装颓唐，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，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，便萌退志。”惟有这一回，郁达夫很快就收起了颓废的外套，毕竟国难的阴影比家祸的阴影更为沉重。郁达夫强撑精神，主编《星洲日报》和《华侨周报》的副刊，写下近四百篇政论文章，宣传抗日，在东南亚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反响。他的感情空白也很快得到填补，才貌双全的女播音员李筱瑛走进了他的生活。李筱瑛是福建福州人，在上海长大，毕业于暨南大学，中英文俱佳。她年轻浪漫，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天才，乐意以身相许。两人相爱一段时间后，李筱瑛即以郁达夫“契女”的名义搬至坐落在中鲁忠坡路的郁家居住，协助郁达夫翻译《瞬息京华》。巴人（王任叔）在《记郁达夫》一文中写到郁达夫与李筱瑛的恋情：“达夫对于这位同住的女人，十分关心留意她的謦欬、笑貌和烦躁，忠顺与卑屈，已到奴隶的程度。而那女人呢，大有法国贵妇人气质，自恃青春，傲慢而骄横，在不可一世的气概之下，包着一颗实利主义的灵魂。尽可把一个男子作为工具而使用，但必须和她站在平肩的时候，既须有名士的才气，又须有达官的权势与巨贾的富有。”郁达夫去旧迎新，这件事瞒得过旁人，却瞒不过他的儿子郁飞。尽管李筱瑛待郁飞不薄，给他买玩具，买食品，多方争取，郁飞还是坚决反对父亲跟李筱瑛同居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李筱瑛随英军撤退到爪哇岛，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，彼此消息隔绝，这段恋爱即宣告无疾而终。

　　当时，国内一批流亡南洋的文化人在苏

宪兵队的翻译，所以梁锡华指证他身上有洗刷不净的汉奸嫌疑。古语云，“知子莫若父”，实则知父也莫若子。在郁达夫的众多子女中，郁飞与父亲相处最久，相知最深。1992年，六十四岁的郁飞曾对新加坡记者说：“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，也有明显缺点的人，他很爱国家，对朋友也很热心，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，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。他不是什么圣人，只是一名文人，不要刻意美化他，也不要把他丑化。”郁飞这话不仅说得诚恳，而且说得中肯。

     [本文首发于《大家》2006年1期，已收入王开林历史文化随笔集《新文化与真文人》（中华书局，2006年11月，责编：祝安顺）。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