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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达夫与郭沫若交情至深，可谓患难兄弟，他们曾自称为“孤竹君之二子”。郭沫若肯定不会厚诬自己的铁哥们，他在《论郁达夫》一文中曾谈及《毁家诗纪》这一组诗词，他的看法并不离谱：“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，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，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。自我暴露，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……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，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。公平的说，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。暴露自己是可以的，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的爱人？而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，或许可无问题，然而不是，故所以他的问题就弄得不可收拾了。”莫非暴露得越彻底，就越能解气消愁泄恨，摆脱心中的烦苦？浪漫文人都向卢梭看齐，那一部《忏悔录》已成为他们的《圣经》。可是自暴隐私还得视国情差异而有所不同，各民族的道德承载力有大有小，评判眼光有高有低，在法国，大文人怎样暴露都会招来喝彩声，在中国，这把双刃剑还是束之高阁为妙。
郭沫若在《郁达夫论》中还写道：“（达夫）爱喝酒，爱吸香烟，生活没有秩序，愈不得志，愈想伪装颓唐，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，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，便萌退志。”惟有这一回，郁达夫很快就收起了颓废的外套，毕竟国难的阴影比家祸的阴影更为沉重。郁达夫强撑精神，主编《星洲日报》和《华侨周报》的副刊，写下近四百篇政论文章，宣传抗日，在东南亚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反响。他的感情空白也很快得到填补，才貌双全的女播音员李筱瑛走进了他的生活。李筱瑛是福建福州人，在上海长大，毕业于暨南大学，中英文俱佳。她年轻浪漫，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天才，乐意以身相许。两人相爱一段时间后，李筱瑛即以郁达夫“契女”的名义搬至坐落在中鲁忠坡路的郁家居住，协助郁达夫翻译《瞬息京华》。巴人（王任叔）在《记郁达夫》一文中写到郁达夫与李筱瑛的恋情：“达夫对于这位同住的女人，十分关心留意她的謦欬、笑貌和烦躁，忠顺与卑屈，已到奴隶的程度。而那女人呢，大有法国贵妇人气质，自恃青春，傲慢而骄横，在不可一世的气概之下，包着一颗实利主义的灵魂。尽可把一个男子作为工具而使用，但必须和她站在平肩的时候，既须有名士的才气，又须有达官的权势与巨贾的富有。”郁达夫去旧迎新，这件事瞒得过旁人，却瞒不过他的儿子郁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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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，历来褒贬不一，赞的人称之为天才，为大师，为烈士，为现代诗坛执牛耳的龙头大哥，贬的人则骂他为花痴，为汉奸，为病态狂，为颓废文人和堕落文人。香港学者梁锡华甚至批评郁达夫“忠奸飘忽”，因为郁达夫得到过日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礼让，而且在印尼当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，所以梁锡华指证他身上有洗刷不净的汉奸嫌疑。古语云，“知子莫若父”，实则知父也莫若子。在郁达夫的众多子女中，郁飞与父亲相处最久，相知最深。1992年，六十四岁的郁飞曾对新加坡记者说：“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，也有明显缺点的人，他很爱国家，对朋友也很热心，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，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。他不是什么圣人，只是一名文人，不要刻意美化他，也不要把他丑化。”郁飞这话不仅说得诚恳，而且说得中肯。
[本文首发于《大家》2006年1期，已收入王开林历史文化随笔集《新文化与真文人》（中华书局，2006年11月，责编：祝安顺）。]
